专家表示，航天发射是保密性与风险性极高的事业，加强警戒是航天发射活动的国际惯例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。
１．安保措施比以往都严
９月２３日，《青年参考》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唐家岭的航天城时，首先感受到的便是警戒森严的气氛：新建不久的航天城生活区北门完全封闭，紧闭的钢质自动门上挂着提示牌：“所有人员请持证走正门”。门前哨卡和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也由平常的两人增至３人。航天城正门守卫更加森严——一切社会车辆都被卫兵拦在２０米开外，即便往航天城里运送装饰花坛用品的货车，也得经哨兵验证检查与电话联络后才能放行。一位常年在航天城外“揽活”的出租车司机感慨地说：“和‘神五’和‘神六’发射时相比，这次更严了。那些想来‘找机会’的人无一得手。”航天城内工作区与生活区之间也完全隔离，一位在航天城内生活多年的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：“前几次发射时，我们溜弯时顺道也能看看指挥中心外的准备工作，这次不行了，连那些与发射工作无关的军人都不得入内。”
据香港《文汇报》报道，千里之外的酒泉东风航天城警戒同样森严。“２６号之前外人谁也进不去，现在管得很严。”曾在东风航天城生活近１０年的张霞（化名）透露，眼下，航天城周边百里范围内的安保级别，几乎可以用“战备”来形容——在距离航天城１００公里之外的经济开发区，就发现一批军警已在通往航天城的惟一道路上设关卡，一大批欲前往航天城参观的民众、记者均被拦在路障之外。广播里不断重复着“不要在此停留、摄影，不要打听军事信息”的警告；在距离航天城９０公里处，两名隶属空军某部的纠察在路边设立临时岗哨，严密注视过往车辆，发现可疑马上盘查。而在距离东风航天城３０公里处，军方更设立了检查站。除了高层官员专车外，即便是航天城内部车辆，也需通过检查方能通过。
不仅如此，９月以来，甘肃省公安厅便派出一位副厅长坐镇酒泉市专责安保工作，治安管理总队也抽调大批警力驰援酒泉。警方透露，从酒泉通往航天城的２００公里沿线已布置明暗各种警力，重点是保护光纤线路及水电等设施，流动人口的进出登记管理也被列为要务。
与“神七”发射相关的所有机构也都加强了安保：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航空宇航学院，近日发出保密检查工作通知，要求学院全体教师及各系所组织保密自查。航天科技集团科研院所的部分专家“不知所踪”，任何媒体记者和外界人员都无法与他们接触。就连不直接参与“神七”科研工作的高校教授，也称在“神七”发射前无法接受媒体采访，也拒绝对太空舱外活动等技术问题发表言论或预测。许多媒体表示，“神七”的发射安保较此前航天发射活动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
然而，香港《文汇报》９月２４日的报道却披露，即便安保措施如此森严，仍有记者也许采访心切试图“强闯”。９月２３日，内地某电视台记者刚抵达酒泉市后，就乘坐出租车欲前往东风航天城及鼎新军用机场采访。记者无视禁止录相的警示，在鼎新机场摄像，当场被相关人员发现查扣。香港《文汇报》还透露：“有消息称，早先曾有间谍以采访报道为名行窃密之实，令军方对此次‘神七’发射的安保空前升级。”
２．按规则采访并无障碍
然而，如果记者持有相关部门的合法采访证件，或者“按规则”正常展开采访活动，其实没有太多障碍。
香港《文汇报》记者在采访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约８０公里的航天镇得知，“神舟”不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升空，令酒泉成为中国西北最知名的城市之一，“神舟商机”也浮出水面，“航天经济”已被当地政府确定为重要的发展特色。
“这个镇子本来不叫现在的名，‘神五’杨利伟上天之后没多久，就改叫‘航天镇经济开发区’了。政府给这里的定位就是发展‘航天经济’。”
当地人于霏（化名）说，这里吸引了众多民众前往经商，她也在这里开办了一家“神舟宾馆”。于霏回忆，早在２００３年她开始建造这座宾馆时，公路沿途还是茫茫戈壁。“但到了２００７年、２００８年的时候，突然有很多人来这里征地建新房，全是开餐馆、宾馆的，这两年发展特别快。”与于霏的“神舟宾馆”类似，建在此处的宾馆等商户，无一例外都以“宇航”、“蓝天”等为名。
随着这些宾馆、酒店的兴起，原本只有一条狭窄街道的乡村，逐渐变成一个新市镇，人口增长至万人以上。而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则令当地居民收入大幅提高。
另外，让许多记者感到意外的是，东风航天城的不少动态居然可以通过网络获得。《青年参考》报记者登录“东风航天城军营之窗网”，看到了改版后的新网页，以及东风航天城的最新动态，如在“场区动态”里能看到“崔吉俊少将升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”的内容，时间是９月２２日；在“神舟飞船”里看到“神七航天员乘组抵酒泉为太空飞行做最后准备”等最新消息。
网站的交流平台上可看到发射中心官兵和家属，以及全国退伍军人的相互交流，这能让没有采访证而无法进入东风航天城的记者获得不少信息。
至于获准采访的记者就更顺利了。如首次获准采访航天发射活动的台湾ＴＶＢＳ记者方念华，甚至独家采访到了杨利伟。
在方念华的描述中，杨利伟个子不高，表情不多，这次“神七”发射，杨利伟担任教官。不过令人眼冒金星、晕头转向的离心训练项目，他仍然照做，而且忍不住流露出自豪表情。
杨利伟还向方念华透露，２００３年，中国首度载人升空里面只坐了他一人，他羡慕这次“神七”发射，３名航天员同行，那种相依为命的心理支持，他也私下期待过。杨利伟说：“国家和人民给了你一个很高的荣誉，作为一个航天员要有很好的心态去看待。”
３．航天发射是高风险事业
美国宇航局、欧洲宇航局和俄罗斯宇航局有关专家在线接受《青年参考》报记者采访时，均表示，航天发射是一项“高风险事业”，需要排除一切不必要的干扰。
这并非耸人听闻，在航天项目的风险分析中，人们通常是用失败率来表达的。这里有三个数据：第一是发射失败率，是说火箭发射的成功与否。第二个是飞船、卫星成功率（或失败率），有的时候卫星虽然上天了，但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正常使用，比如太阳板不能打开或点火失败使卫星不能进入预定轨道。这类事件称为航天任务失败。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的安全率。就是说即使在发射失败了，飞船也保不住了的情况下，要尽最大可能保证航天员的生命。宇航员损失几率被称为ＬＯＣ（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ｎａｕｔ）。各国的ＬＯＣ一定要保持在最低限度。按中国有关报道，“神舟飞船”的ＬＯＣ不能超过０．３％。而美国对载人舱的要求是：“登月”小于２％，国际空间站小于０．０６％。
即便如此，美苏的载人航天事业仍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，３名美国宇航员登上卡纳维拉尔角航天中心３４号发射台顶层。他们要在“土星１Ｂ”运载火箭顶端的飞船指令舱内训练，但因发生火情，１７秒内３名宇航员不幸遇难。１９８６年，美国“挑战者”号航天飞机发生爆炸，全体宇航员遇难；２００３年，美国“哥伦比亚”号航天飞机空中解体。美国航天飞机在１１５次发射中发生两次重大事故，丧失１４名宇航员。
苏联载人航天事业付出的代价也不低。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，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，减速降落伞无法打开，观众们目睹宇航员科马洛夫被摔死。１９７１年６月，苏联“联盟”号飞船与“礼炮”空间站对接飞行２４天后，归途中因密封舱漏气，而宇航员又未穿宇航服，结果３名宇航员静静地死在舱内。
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零风险呢？国际航天专家认为，不能忽略任何微小的危险苗头。公众在期盼成功喜悦的同时，也应该了解人类为航天事业作出的牺牲。
中央电视台２４日播出了对“神七”宇航员翟志刚的采访，当主持人问他升空后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时，他笑了笑说，那就是回不来了，成了真正的“太空飞人”。不过，他坚信，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，他和战友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（闻新芳）
